纱厂风潮擎红旗
李慰农从"农民博士"到"工运先驱"的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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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时间:2021年02月01日 来源:半岛都市报
1925年4月19日,青岛日本纱厂爆发了大罢工。
青岛日商纱厂工人举行罢工是日本厂主残酷剥削和压迫的结果。1914年,日德战争在青岛爆发,日本趁机从德国人手中强占了青岛,随即在青岛开办了大量的纱厂。到1922年12月中国回收青岛,日商在青岛开设了六家大型纱厂,雇用中国工人一万八千余人。当时在纱厂工人中流传着这样两句话:“吃的猪狗食,过的牛马日!”此为他们生活的真实写照。
日商剥削压榨工人的血汗,要求工人每天工作长达12小时,甚至18小时,别说休息,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要边吃边干,上厕所要领牌,出厂要搜身。而且厂主和工头任意打骂工人,克扣工人工资。如此高强度、高压力下,一天也只能挣两毛来钱,技术高的也不过四毛多,童工只有一毛左右。要知道,当时面粉就要七分到八分钱一斤,猪肉每斤两毛多,工人所得的工资仅够自己糊口,更不用说养活家人了。
有压迫就有反抗,工人们经常自发地起来斗争,但由于缺乏严密的组织和领导,因此屡次失败。
1923年,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以及延伯真等人先后来到青岛宣传革命理论,筹建党的组织,开展工人运动。青岛工人看到了希望,工人阶级有了党组织的领导。
山雨欲来风满楼。1925年2月8日,青岛四方机厂1000余名工人在邓恩铭的领导下,巧妙地利用胶济铁路局的内讧,成功举行了持续九天的大罢工。在罢工中,四方机厂工会公开宣布成立,全厂1500余名工人全部参加了工会,工人提出的增加工资、发放奖金等条件全部实现,四方机厂工人罢工取得了胜利。随后,胶济铁路总工会宣告成立,有力推动了青岛工人运动的发展。
受此影响,日商各大纱厂以及啤酒厂、水道局、电话局等工厂企业的工人,纷纷成立工会。1925年3月,日商大康纱厂工人开始秘密组织工会,参加者达到了数百人。这可吓坏了日本厂主,他们先发制人,趁工人上班之际,搜查了工人宿舍,抄走了会员名册,3名代表前去交涉,不料被扣押,并遭到非法严刑拷打。工人获悉后,非常愤慨,立刻发表《泣告书》,揭露日本厂主的罪恶行径。在工人们的强烈抗议下,日本人被迫释放了工人代表,但立即宣布将其开除。工会干部立刻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最终议决了21条,要求承认工会为合法组织,改善待遇,保护童工和女工等。日本厂主置之不理,于是,大康5000余名工人于4月19日晚举行了大罢工。罢工的火焰很快蔓延到了另外的日商纱厂和其他工厂企业,内外棉、隆兴以及沧口地区的日本纱厂钟渊、富士、宝来和铃木丝厂等近两万名工人参加了同盟大罢工。
罢工一开始,日本厂主的态度十分强硬,采取各种手段破坏罢工,他们勾结胶澳当局,将青岛党组织领导人邓恩铭逮捕并驱逐出青岛,开除了五十一名领导罢工的骨干。他们还收买工贼打入工会,分化瓦解工人队伍。
青岛纱厂大罢工,震动了全国,各地工人纷纷声援。“在这个严峻的时刻,李慰农以中共青岛地委书记的身份来到青岛,接替邓恩铭领导青岛党的工作和罢工斗争”(《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李慰农》)。受命于危难之际,在斗争的关键时刻,李慰农接下了再掀青岛工人大罢工高潮的接力棒。
李慰农化名王伦,来到青岛,住到了工人集中的四方区。经李慰农等同志的争取与教育,青岛《公民报》主笔胡信之先生也对罢工工人深表同情,于该报设立“工潮”专栏,专门刊载工运进展情况及各界捐款支援的消息,揭露反动统治者的血腥统治及破坏罢工的罪行。在浩大声势的逼迫下,日方厂主不得不暂时向工人做出让步,5月9日,经过激烈的谈判,日本厂主在改善工人待遇、不打骂工人、增加伙食费、增加休息时间等9项条件上签字。罢工取得了胜利。李慰农说服了工人作出让步,于5月10日复工。工人扬眉吐气,声威大震。
二次罢工 遭遇镇压,陷入险境
在日本纱厂工人第一次大罢工胜利后,李慰农便将主要精力放在对党、团、工会组织的建设和发展上。为了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和组织,5月中旬,李慰农在工人集中的四方地区建立了中共四方支部,由他担任支部书记。同时,李慰农以设在四方的秘密活动地点“三育小学”为中心,利用夜校的形式,组织党、团员和工会积极分子学习先进思想。他还培养新生力量,可以说,为建立健全青岛各工厂的工会组织做了大量工作。
李慰农在四方,穿着工人服装,和工人们同吃同住,生活上打成一片。在他的屋子里总是坐满了工人,热情地听他讲革命道理。而李慰农每天的工作都在20小时以上,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上级每月给他14元的生活费,他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大都用于党活动或者救济有困难的同志和工友。作为安徽人,他本来是习惯吃米饭的,但他每天也跟大家一样啃锅饼就咸菜。这样一位生活简朴的革命者深受工人的爱戴。
“1925年5月中旬,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少奇到青岛视察工作”,给予李慰农很高的评价。他还提醒大家,要有领导有组织地向反动势力作斗争,随时准备应对敌人的反扑。
果然,日本厂主虽然被迫在协议上签了字,却不执行条件,还强行开除50余名工会代表,并要求胶澳当局将这些代表驱逐出青岛。李慰农与各厂工会负责人商量后,决定进行怠工。工人按时上班,机器照常运转,产量却大大下降。日本厂主干着急没办法。日本厂主认为,是工会在为工人撑腰,于是通过各种渠道,强烈要求中国地方政府下令解散工会,并唆使胶澳警察厅出面摘除工会的牌子。然而,由于工人的反对,警察厅没有将牌子摘走,这让日本人恼羞成怒,3个厂主串通一气,同时关厂停产,他们切断电源,驱赶工人离开车间。“李慰农认为:日本人又要向工人进攻了,日本厂主关厂停产就要想用饥饿来困死工人,用饥饿迫使工人屈服。于是,他立即与工会骨干研究,决定举行第二次同盟罢工”(《李慰农传》)。
这次罢工组织更加严密,声势更加浩大,吓坏了日本厂主,他们决定用武力镇压工人。“5月27日,日本公使访见北洋政府外长沈瑞麟,指名要山东督办派兵镇压罢工。北洋政府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指示张宗昌执行日本的要求”(《青岛惨案始末》)。
1925年5月28日,两艘日本军舰开抵青岛,并在前海开炮向工人恫吓。当晚,“李慰农得知敌人调动军警的情报后,立即召开了支部会议,研究对策,但为时已晚”。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始料未及,下期我们将继续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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