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交名家,获得诗歌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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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时间:2020年09月14日 来源:半岛都市报
海燕继续翱翔
离开青岛
1951年,老舍和赵树理(左一)、王亚平(中)讨论通俗文艺。
1932年与学生合影。
1974年与胡絜青等同游。
1948年,王亚平全家。
晚年王亚平。
《避暑录话》。
避暑录话
谁都痴爱在夏天的青岛流连,
像一个婴儿投入舒适的摇篮,
她能轻轻地把你摇入睡乡,
在甜蜜的梦境里忘却一切的忧烦。
黄昏的风从奇热里吹来凉意,
无边的大海环抱着青山,
绿林丛露出美丽的楼阁,
一扇窗,一只瓦,也够你欣欣赏玩。
——《暑天别青岛》
王亚平在青岛另一个著名的活动是参与了副刊《避暑录话》的创办。这要从王亚平与王统照的交往说起。王统照(1897年～1957年)是众多文学青年的领路人。青岛大学原中文系主任、教授刘增人先生告诉半岛全媒体记者:“老舍和王统照关系非常好,老舍经常到王家吃饭,而臧克家、吴伯箫这些青年也经常去。吴伯箫来青岛以后,也跟王统照学习请教。诗人王亚平到青岛教书时认识了王统照,也把他作为自己的新诗领路人”。所以,彼时可以看到王亚平经常带着自己的诗作到王统照家里去请教的画面。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关系,王亚平参与了一个短暂却闻名遐迩的副刊“组织”:《避暑录话》作家群。
“在1935年的夏天,一群作家聚集在青岛,他们是:王余杞、王统照、王亚平、老舍、杜宇、李同愈、吴伯箫、孟超、洪深、赵少侯、臧克家、刘西蒙等12人。他们在青岛,或者是为了长期的职业,或者是为了短时的任务,都是为了正事而来的,没有一个是真正的有闲者,没有一个是特为来青岛避暑的。”(洪深《发刊辞》)
王亚平在《老舍与<避暑录话>》的回忆文章中,也介绍了《避暑录话》创办的经过:“1935年夏天,青岛的风光是美丽的,气候是宜人的,虽然胶州湾时刻会有狂浪袭来,但确实是个避暑胜地”,“当时的青岛,人称荒岛。老舍幽默地说:‘我们住在荒岛,偏要干点事儿,不能荒废下去!’几个人,在他的鼓励下,说来说去,商量着搞一个短期文学刊物”。
从1935年7月14日创刊号面世到9月15日终刊,历时两月,每周一期,零售大洋3分,共出了10期。《避暑录话》的名字洪深在发刊辞中解释为“避暑”,但臧克家透露了背后的玄机:“洪深先生对避暑风趣地加以解释:避暑者,避国民党达官老爷们之炎威也”。老舍对刊名解释则是:“宋朝,有个刘梦得,博古通今,论著很多,这个《避暑录话》,也是他的著述,凡二卷,记了一些有考证价值的事。我们取这个刊名,要利用暑假,写些短小的诗文。”
对于老舍先生创作的刊名《避暑录话》,王亚平很是佩服,“如果不是读书多,知识广,很难想出这样确切的刊名”。
“《避暑录话》副刊虽小,阵容不弱。老舍的散文,亲切中洋溢着幽默,让你像听着最熟悉的朋友作漫不经心的絮语,和他一起吟味着生活的温馨与苦涩。洪深是左右开弓,一面关注戏剧,也创作,也研究。孟超、亚平、同愈写诗,吴伯箫写散文,王余杞连载他的笔记《一个陌生人在青岛》”,刘增人如此描述。
包括发刊辞在内,《避暑录话》刊登了67篇诗文,除了洪深、老舍各9篇外,孟超9篇,王统照7篇,王亚平5篇,吴伯箫4篇,杜宇5篇,李同愈4篇,刘西蒙4篇,臧克家3篇,赵少侯3篇,王余杞1篇。另外,还有“息”1篇,斲冰2篇,冰高1篇。王亚平作的诗篇有《卖菜女郎》《暑天别青岛》《诗两章》《农村的暮》《流》五篇。其中《卖菜女郎》中描写道:“她生来不愿向命运的铁脸投降,/但她身上却凿满噩运的创伤,/自从饥饿的洪流把她推出家园,/便将生命交付给无奈的勾当……”
从最后一期的《余白》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份副刊的读者不仅限于青岛,“远及香港四川,亦有订阅者”,发售处除了青岛的荒岛书店、平原书店,上海、北平、天津、济南、绥远、太原都有发售方,可见其影响之广。王亚平也说,“《避暑录话》从出刊后,在荒岛文艺界起了点破沉寂的作用。这时我们虽说在这儿编辑大型诗刊《诗歌季刊》,但因顾及环境并未公开活动。最能引起青年文学爱好者注意的是,在这个刊物上写文章的有‘五四’以来的文界老将”。
他们坚持到9月15日,最终因“炎暑已过”,失去避暑之意,“避暑的离开了,留在荒岛的都开始了自己的工作,《避暑录话》也自然停刊了”。
狂卷!怒吼!十二月的风,
冲溃地狱铁壁,捣开宇宙黑壳了。
没有止息,没有阻障,
给大地来一个翻转的摇震。
——《十二月的风》
王亚平诗歌的情感与时局休戚相关,在他的诗歌世界里,是对苦难人的同情,也饱含着对侵略者的控诉。
1935年12月9日,震惊中外的“一二·九运动”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学生运动,使王亚平的内心无法平静,他立刻赶到北平,“会见了参加学生示威游行而被打伤了胳膊的孟英,听他详细介绍了事变的起因和具体经过,回青岛后,他创作了以此为内容的专题诗集《十二月的风》”(《王亚平传略》王渭作)。他用手中的笔和满腔的热情讴歌了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6年7月9日,蒲风从上海来到了青岛,那时他刚刚从日本回国,因为王亚平和袁勃都在青岛,便也来到这座海滨城市,一起创办了《青岛诗歌》。此时的王亚平,一直在创作中,他的诗歌又结集成册,名为《海燕的歌》。这本诗集凝结着王统照对王亚平的指引方向,有王统照阅正的痕迹。诗集出版后,王统照亲笔书写了序:“我向来对亚平写诗的态度与方法认为是郑重而且缜密……(他)在写诗的手法上是有进步了。而对于时代精神的认识却更加清晰,字句中既有些稍稍笨重的地方,却不居心夸张,不油腔滑调,不过于装点,朴厚而有热诚,‘诗如其人’。”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在上海不幸病逝的消息传来,王亚平和青岛文学界的朋友们积极筹备召开追悼大会,“这次活动引起青岛反动当局的注意,‘王亚平’这个秘密从事新诗歌运动的名字暴露了。不日,青岛市教育局下达了撤销王亚平校长职务,袁勃、李劫夫等7名进步教师3日内离开青岛的指令”。(《王亚平:左翼诗人在<都市的冬>》翟广顺作)至于离开青岛的原因,王亚平自己是这样说的:“后来因为组织青岛文化界协会,被奸小告发,我怀着拜伦‘去国行’的心情渡海到了东京。”
王亚平就这样离开了给予他诗歌源泉的青岛,东渡日本留学。在东京,他没有停止诗歌创作,当然,爱情的火焰同样没有熄灭。“在东京,我认识过一位奇异的女人,直到今天一想起她来,还有些毛骨悚然”(王亚平1944年回忆说)。两人特殊的交往经历,让王亚平看到了一个东京女人的奇特一面,在她的启发下,他写成了《地狱》长诗。
回国后王亚平参加了战地服务队,任《春草诗丛》主编。1939年,王亚平遇到了一生的伴侣刘克顿,两人在动荡的时局中相濡以沫。1946年王亚平到冀鲁豫解放区,任冀鲁豫文联主任,主编《平原文艺》,1949年后历任北京《人民日报》副刊主编,《新民报》总编辑,195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十年动荡中,王亚平历经磨难,直到1976年,才又拿起手中的笔,创作了大量的诗篇,其中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归队》是这样写的:“二十二年归队来,一朝之间心花开。不须回顾云海暗,应自前瞻曙天白。先锋荣耀感肺腑,长征步严惊驽骀。愿将血汗化雨露,投向祖国献消埃。”他总结了半个世纪的诗歌道路,反省自己创作上的得失,决心在古稀晚年在创作方面焕发青春,正如《莺萝》中所说:
点燃起激情,
让青春在血液里复活。
我愿为花团迸出的时代,
唱短小抒情的歌。
1983年4月6日中午12时15分,中国现代著名诗人、作家王亚平带着无限的创作激情和规划,怀着无限的希望与惆怅,坐在他日夜执笔耕耘的书桌旁溘然长逝了。
就在去世前的两个月,他发表了《自己的歌——探索》:
冲破松散的懒惰,
进行勤奋的探索,
让思想的每一个琴键,
弹奏出清新的晨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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