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力中国防艾,一帮就是22年
英国慈善家马丁·哥顿近日访问青岛,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
作者：徐军 王鑫鑫
新闻 时间:2018年11月29日 来源:半岛都市报
马丁·哥顿(中)和张北川(右)参加防艾活动。(资料图片)
半岛记者 徐军 王鑫鑫
2018年12月1日是第31个“世界艾滋病日”。在中国防治艾滋病事业几十年的历史上,有一位英国慈善家的身影熠熠生辉。他就是马丁·哥顿先生。1996年5月,马丁用个人财产创建了“贝利—马丁基金会”,通过多种方式帮助中国的艾滋病防治工作。基金会每年颁发“贝利—马丁奖”,以表彰在中国为艾滋病教育、预防、治疗和关怀做出突出贡献的医务工作者或医疗机构。从2000年到今年9月,“贝利—马丁奖”已颁布19届奖励了35人。2011年,马丁获国务院颁发的对外国在华人员的最高奖项“中国友谊奖”。马丁每年都会多次前来中国,并曾多次访问青岛,青岛是获得马丁先生资助的机构和个人最多的城市之一。日前,马丁再次访问青岛。并接受了半岛记者的独家专访。
支持中国防治艾滋病22年
1938年,马丁在英国出生。1963年,马丁进入英国华宝银行工作。华宝银行后来在全球多地设有分部,并成为瑞银华宝银行。马丁后来曾任英国瑞银华宝银行副主席兼亚太区主席。
而马丁支持中国防治艾滋病,则缘起于一段感人的故事。
马丁是同性爱者(男同),但他的母亲和亲人给予了他包容和亲情。1970年1月,马丁在伦敦认识了华人贝利·陈,不久结合成固定伴侣。1993年,贝利被确诊患有艾滋病,生病后的他变得更善良。陪贝利在英国晨曦医院就医期间,马丁看到医生护士友善地对待贝利和所有艾滋病患者,十分感动。马丁坚持认为“艾滋病对掌握了正确医护知识的人来说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患者因受到社会压力和歧视而讳疾忌医,躲避世人,这才是社会潜在的巨大危险”。
1996年3月,贝利不幸去世。贝利去世前曾几次表达过一个很重要的心愿,就是希望马丁未来通过慈善事业,感谢晨曦医院医护人员的关爱。“在中国,我们同样遇到很多拥有友善精神的医生、护士。我们努力鼓励他们,包括对部分人颁奖,以支持中国的抗艾事业。”马丁希望贝利的经历能帮助那些处在艾滋感染风险中的中国群体。1996年5月,马丁用私人财产创建了“贝利—马丁基金会”。
从2000年开始,基金会设立“贝利—马丁奖”,表彰在中国为艾滋病教育、预防、治疗和关怀做出突出贡献的医务工作者或医疗机构。
马丁一家与中国渊源颇深
艾防专家、青岛大学医学院教授、也是第一届“贝利—马丁奖”获奖者张北川在回忆文章中说,1996年至2017年的21年间,马丁团队为抗艾访问了中国28省份的至少52个地方,在华时间累计超过两年,投入近2300万元人民币。
马丁将自己的后半生紧紧地与中国艾滋病防治事业联系在一起,基金会通过邀请英国医护人员到中国举办艾滋病专题研讨会,以及资助中国的相关人员赴英国培训等多种方式,建立一座连接英国和中国的桥梁,设置奖项奖励防艾一线的人员,为中国20多年来防艾抗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奉献。
在青岛,马丁还支持了张北川教授和青岛青同防艾志愿服务中心的防艾工作,青岛是获得马丁先生资助的机构和个人最多的城市之一。
而鲜为人知的是,其实马丁一家和中国的渊源颇深。
1911年,马丁的外祖父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在东北行医。1913年,马丁的母亲佩吉在长春出生。马丁还告诉记者,在中国的时候,外祖父会带着家人在夏天来青岛。马丁的舅舅1915年在青岛出生。1918年,他们全家返回英国。
今年6月底,马丁一行再次来到中国,在母亲佩吉出生地吉林长春,来自国内多地的30多人为将在7月年满80岁的马丁提前举办小型生日宴会。马丁一行还去了外祖母在华时曾常去滑冰的长春南湖,缅怀先人。
多年来,马丁保持每年四、五次的频率访问中国,推动中国防艾事业的发展。2009年,马丁获得了原卫生部授予海外人士的首届“艾滋病杰出贡献奖”,2011年获国务院颁发的对外国在华人员的最高奖项“中国友谊奖”。
■对话 “青岛防艾工作做得非常好”
近日,马丁再次访问青岛,并来到青岛青同防艾志愿服务中心,看望他熟悉的朋友们。半岛记者也有幸见到了马丁本人,并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独家专访。
记者:这是您第几次访问中国?您此次访问的主要目的是什么?您怎样评价青岛防治艾滋的工作?
马丁:此次是今年我第五次来到中国。我和张北川教授是感情极好的老朋友,这次来到青岛,是为了给他庆祝七十岁大寿。我还邀请到了其他几位往届的贝利—马丁奖获奖者,共同探讨防艾工作。关于青岛的防艾工作,我想说做得非常好,在山东走在前列。尤其是以张北川为代表的,可以说是灯塔式的人物,照亮了许多人前行的路。
记者:公益慈善有很多种,在您看来,您所从事的对艾滋防治的公益慈善与其他领域的公益慈善相比,有什么不同?特殊性在哪?
马丁:艾滋病属于医疗领域,所以艾滋病防治公益慈善属于医疗领域的公益慈善。在医疗领域,艾滋病本身又比较特殊,它带有一定的歧视色彩,所以赋予了艾滋病防治公益慈善的特殊性,相比其他领域的公益慈善,实施起来更加困难。
记者:中国的艾滋防治之路走过了几十年了,您对中国艾滋防治的支持也有20多年了,就您个人经历和感受而言,这20多年来中国艾滋防治发生了哪些变化?还面临哪些问题,是亟待解决的?
马丁:20多年过去了,我很欣慰地见证到中国人对艾滋病的认识逐步增多,从官方到普通市民,不仅是对艾滋病,而且对同性爱者也越来越包容。国家在艾滋病防治方面,明显增加了财力、物力和人力的投入,相应地取得了一些成果。欣慰的同时,也不能否认现在仍然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社会上对艾滋病人的歧视和偏见依然没有消除,农村及偏远地区的艾滋病人就医意识不高,往往就医时已经发展到疾病的晚期,错失了救治的良机；很多人对艾滋病的传播途径认识不足,误以为日常的拥抱、接吻、共同进餐等行为可以感染艾滋病；一些医护人员也畏惧接触艾滋病人,尤其不愿意为他们进行手术,难以战胜恐惧心理,这也是我们把最新一届的贝利—马丁奖颁给了云南省传染病专科医院外科主任段月勋的原因；还有很大一部分艾滋病人对家人隐瞒自己的病情,从而无法得到家人的关怀和更好的护理；社会上很多机构排斥艾滋病人,导致他们就业困难。
记者:张北川教授在一篇介绍和您结识的文章中回顾说,1998年您访问青岛时表达了“对中国男同性爱者中艾滋防治工作的前景表示悲观”,您现在还是持悲观的看法吗?
马丁:悲观还有,但也有乐观。悲观的是当前仍有许多问题存在,比如仍有一些男同性爱者对艾滋病很无知,缺乏应有的恐惧,缺乏自我保护,不主动检测,不积极接受正规的治疗等；乐观的是,经过包括我本人、第一届贝利—马丁奖获得者——青岛大学医学院张北川教授等在内的社会多方努力,取得了一些成果,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
记者:贝利—马丁奖奖励了30多位为艾滋防治事业做出贡献的人,尤其是医护人员,他们的工作可能面临着不被普遍的理解甚至风险,你如何评价他们的工作?
马丁:听完这个问题,我想起了我之前接触过的一名英国伦敦的女医生,她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多年,自称这项工作极富挑战性、趣味十足,而且对医生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需要掌握多学科知识。
记者:贝利—马丁奖得主,既有院士、学者,也有医护人员及疾控部门人员,NGO志愿者,还有乡村医生……每次获奖人数也不同,那么,您希望获奖者是具备了怎样的贡献或精神?您从获奖者那里又收获了什么?
马丁:我们评出的每一位获奖者都是通过了层层推举和考查后才最终确定的,我们会深入到他们的病人中,获取他们的评价。他们来自不同地区、不同领域,但都为了同一个目标孜孜不倦地努力着、默默无闻地奉献着。评选的过程很有意思,对我来说也是很宝贵的体验。我们颁奖的形式也很特殊,我们坚持去到获奖者的所在地颁奖,就是让获奖者周边人了解获奖者工作的伟大。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善良、高尚的品质,他们遵循着医学上的“希波克拉底宣言”,闪烁着人性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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