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晦涩为趣闻,听流沙河讲《古诗十九首》
五言之冠冕 背后有故事
作者：刘依佳
新闻 时间:2017年09月22日 来源:半岛都市报
半岛全媒体记者 刘依佳
对很多读者,尤其是70后、80后的读者,一提起著名诗人、学者流沙河,可能脑海里会立刻闪现出那只与“Y先生”隔海唱和的蟋蟀,说不定还能立刻来上一段:
“就是那一只蟋蟀/在《幽风·七月》里唱过/在《唐风·蟋蟀》里唱过/在《古诗十九首》里唱过/在花木兰的织机旁唱过/在姜夔的词里唱过/劳人听过/思妇听过……”
流沙河原名余勋坦,四川金堂人,曾在中国诗坛上笔走龙蛇,饮誉海内外,并与“Y先生”余光中有过一段不解之缘:他是在祖国大陆最早介绍余诗的,1982年夏天,余光中致信流沙河,说起四川的蟋蟀和故园之思；四年后,余光中写下了著名的《蟋蟀吟》,流沙河感慨之余,写下了《就是那一只蟋蟀》作答,一时传为佳话,诗作也风靡大江南北。
但之后,流沙河似乎从新诗创作领域沉寂了下来。他去哪里了?在做些什么?“先生自述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比较少写新诗,对新诗就没感情了,但对古人的诗有感情。这些年他开讲座,讲《庄子》,讲《诗经》,讲汉魏六朝诗、唐诗……反响热烈。五年多了,每个月一次,从来没有中断过。”在9月20日的采访中,磨铁图书资深编辑徐蕙蕙一语解惑。
而今,流沙河讲的《古诗十九首》辑录成书,并于近日出版。在国学大热、讲经者众的当下,在互联成网、敢把诗人变大侠的圈粉时代,集诗人、学者、古文字专家于一身的流沙河讲古诗,似乎与喧嚣“诸神”有所不同,本期“快读”,就让我们随流沙河及徐蕙蕙的解读,一起翻开《流沙河讲古诗十九首》——一个能够持续5年、反响热烈的讲座,想必一定会有它特别精彩的地方。
《古诗十九首》,“五言之冠冕”
《古诗十九首》虽被冠以“五言之冠冕”以表明其极高的文学成就和重要的诗坛地位,但相比《诗经》以及后面的唐诗宋词,它始终不够普及、流行,也因此,对普通诗文爱好者来说,难免有晦涩、生疏之感。那么,流沙河为何不在开讲《诗经》之后,直接进入繁花似锦的唐诗时代?
对此,流沙河专门予以解释:“从《诗经》到唐诗,这个时间跨度太大了,它中间有一个过渡阶段,就是汉代以来的‘古诗’。我们要读了这些古诗,才能大体了解从《诗经》到唐诗所经历的变革。”据流沙河介绍,西汉时期兴起的五言诗是从《诗经》过渡到唐宋诗词的重要桥梁,“五言诗虽然只是每句比四言诗多了一个字,但多了一个音符,多了一个词位,因而能表达更丰富的内容。五言诗的代表作,就是《古诗十九首》。”
有意思的是,在《流沙河讲古诗十九首》的序言中,流沙河还专门对“古诗十九首”这个名称中的“古诗”二字进行了解读。他说,《古诗十九首》大部分完成于东汉时期,那时的诗人在写作时,并不叫“古诗”,就叫“诗”,“‘古诗十九首’这个名字是进入六朝以后,后人搜集、编纂前代诗人的作品,把它们编入《乐府诗选》的时候,给它们取的,以区别于他们自己所生活时代的那些诗歌。”流沙河说,自此之后,古代诗歌进入隋唐时期,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连诗歌的名字都变了,叫“近体诗”,“所谓‘近体’,就是指发端于南北朝末期,从隋唐以后流行起来、有固定格式的诗歌,它们和古诗在格式上的最大区别,就是诗歌的格律变严格了,多了很多规矩和限制。”
所以,当你听到有人大谈“近体诗”时,可千万别即兴插嘴胡适提倡的白话新诗,那可是会贻笑大方的!
每一首诗,都是一个故事
早在2012年,也就是流沙河在成都图书馆开讲《古诗十九首》的前后,徐蕙蕙曾去老先生的家里拜访。时至今日,往事重提,徐蕙蕙依然印象深刻:“流沙河老先生有着当今文人少见的传统雅致做派:他的家门上贴着‘余宅’；我们要离开时,他也站起来,在门边躬身相送,即使我们是多么微不足道的后生晚辈。”
而为老先生的才学所折服,是徐蕙蕙在翻阅《流沙河讲古诗十九首》的书稿时。徐蕙蕙告诉半岛记者,这本书最吸引她的地方就是一首诗就是一个故事,“流沙河先生着重复原诗歌背后的故事,让读者看到汉末乱世里的人物和世情,不管是大人物还是小百姓,都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犹在眼前,配以评论,读之有感动、有感慨,比如讲李陵的诗,就基本把由李陵、苏武、司马迁之间的曲折历史故事也给讲了,很生动,通俗易懂,非常好看。”
闻此,半岛记者反而产生了个疑问:《古诗十九首》多是创作在东汉时期,为啥又扯到了西汉名人李陵、苏武和司马迁上?这是——跑题了吗?
对此,徐蕙蕙解释说,原因有二。其一,《古诗十九首》是五言诗的成熟代表,但是五言诗并不是从这十九首古诗开始的,早在它们之前,西汉的李陵、苏武等人就写过五言诗了,“流沙河先生也在本书的序言里谈到,补充上李陵、秦嘉、曹操、曹植这四位诗人的五首诗,再加上《古诗十九首》,读者就大体能了解汉代五言诗的成就以及它的桥梁作用了。”
其二,徐蕙蕙告诉半岛记者,最早这本书叫《流沙河讲汉代古诗》,所以囊括西汉、东汉其他人的诗作,但不多,“后来我们决定书名换成《流沙河讲古诗十九首》,因为毕竟本书主体是讲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的《古诗十九首》。”而本书的封面,就是当初流沙河在成都开讲时的抓拍照片,“当时老先生一手握稿,一手板书,一丝不苟,力道十足,非常有现场感。”徐蕙蕙说,他们之所以选择这一张照片作为书封,也希望能让读者在阅读本书时,有身临其境、听大师讲课的感觉。毕竟,读古诗,不仅仅是感受诗歌的形式美、韵律美、意境美,还应在行家的指引下,从中了解古代社会生活文化。
不仅讲诗,还讲红妆和面粉
生于1931年的流沙河自幼习古文,做文言文,造诣很深。采访中,徐蕙蕙告诉记者:“流沙河先生自己本身是诗人,对古典诗歌和现代诗歌都有研究,同时有非常深厚的古文字研究功底。”而这一切,在《流沙河讲古诗十九首》一书中也表现得真真切切。半岛记者在翻阅该书时,发现流沙河所讲内容并不仅仅局限诗歌本身,而是以诗为引,将思绪延伸到古文字、古人用词现象、古诗所应对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乃至现当代诗歌的欣赏层面。比如他讲李陵苏武诗,就由首句“良时不再至,离别在须臾”一句中的“须臾”一词,延伸到了古诗文中常见的词语现象——“连绵词”,还饶有兴致地表示,“须臾”这两个字读快了就是“倏”的发音,正好表达的也是我们口语中常说的“唰一下就过去了”的那个“唰”。而在讲我们比较熟悉的那首“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一诗时,则由诗句里的“红粉妆”一词延伸到古代女子的妆容——原来,那个时候小麦加工出来的粉,即小麦粉最初的用途,并不是吃,而是用来给女子搽脸的,所以它才叫“面粉”!
至于“合欢被”的制作方法,“闺中”并不是指闺房或绣楼、而是指女子住家的那个小巷子巷口的门,以及“婚姻”二字中,女家叫“婚家”,男家叫“姻家”等等古代趣闻常识,更是在流沙河的讲解中俯拾皆是。当然,老先生兴致来了,还会来上一小段以古讽今:
“好诗就是这样,没有一点多余的东西,一行都少不得,否则诗人抒发感情的各种细节就不能做到环环相扣、相互烘托,构不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不像有些现代白话诗,尽是口水话,你删掉它十几行,都没有关系。”
真是一针见血,精辟至极!恰如徐蕙蕙所言:“流沙河先生在讲《古诗十九首》里的字句时,不仅能从文字学上去追根溯源,有的地方配上手写的古文字,从直观的文字演变,一步一步地告诉你,这句诗为什么是这个意思,而且他在释义时,思绪常常天马行空,古今中外的历史、人物、文化甚至电影拍摄手法的相关知识、趣闻,都会融入其中,用特别清晰、易懂、偶尔带点四川味儿的语言讲解,让读者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很多地方还能给出不同以往的全新角度解读,很有意义。”
不过,谈到当下关于古诗词解读类图书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解读的内容和套路也是五花八门这一现象时,徐蕙蕙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她认为,包括诗歌在内的所有文学作品,最终完成还是在读者这一环,这也是文学作品应有的归宿,“一个作品既已出世,之后的任何解读,本质上都无损作品本身,但是可能影响到读者对原著的接受。所以读者选择用作辅助参考、导读的版本时,只能是自己擦亮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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