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丝不苟
在山大,写80万字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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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时间:2017年07月04日 来源:半岛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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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王仲荦离开中央大学,对山东大学来说,是件好事,因为时年34岁的王先生于1947年春,北上青岛,任教于山东大学,直到逝世,在山大教书近四十年,桃李满天下,还为历史系留下了“八马同槽”的佳话。
近四十年,在王仲荦先生73年的生命中占据了一大部分。
“先生对山大很有感情。当年北大三次来邀请王先生去北大任教,先生都拒绝了,毕竟在山大已经待了几十年,有了感情,用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山大已经成为我的第二故乡了’”(姬妍、周应奇:《一代史学宗师——王仲荦》)。
在“第二故乡”里,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王仲荦夫妇居住在鱼山路上,尽情地享受着青岛的美,“海边的天空很蓝,岸边紧靠着海水浴场的鱼山路常有马车走过的踢踏声,这声音和音乐的海浪声交织在一起,会把阳光里的宁静衬托得很美。从海洋深处传来的清馨会从窗台上一直流到你的心里去,从这里,沿着漂浮在海面上的阳光,你不仅可以感受到遥远天边透着深蓝色的内涵,更可以让你跨越时空去考虑在这颗渺小如尘埃的星球上所发生的历史”,郑宜秀女士也任教于山东大学,是青岛作家王灏远先生的恩师,他记得郑宜秀女士和王仲荦夫妇夫唱妇随、相敬如宾的场景。
在教学上,王仲荦先生异常勤奋,他在历史系讲授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课程,在很短的时间内写成了八十万字的讲义,“后来我问先生为何要写这么厚的讲义,他风趣地说,我讲课不如童书业先生,他上课只带粉笔,《春秋》《左传》倒背如流,一口京白侃侃而谈,下课铃响刚好讲完。我没这个本事,就下笨功夫”,王先生的助手刘统说,其实,同学们说的是王仲荦先生一口上海话,唯恐北方学生听不懂,所以才将讲义写得尽量详尽,让学生能够听懂看懂。这部讲义,以后就成了“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
青岛的生活结束了王先生的漂泊,他的史学研究也重新步入正轨。1951年,山东大学历史系成立,转为历史系教授,时年38岁。同年与郑宜秀结婚。“在这期间他开始整理《西崑酬唱集注》,北周的六典与地理及动笔写魏晋隋唐的断代史”,在王仲荦先生看来,“历史是自己谱写的。”因为他觉得,历史不是史家随意做出来的,如果在历史上加油加酱,其结果就会出史界,这样的历史就不能成为史。
在史学研究的天地中,王仲荦先生在继承与求新上上下求索,实现着学统与新知的融汇。王先生除《春秋战国之际的村公社与休耕制度》一文外,还先后完成了《两汉奴隶社会说》、《魏晋封建论》、《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等论文,并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隋唐五代史》等专著。
正如启功先生所评价的那样,王仲荦先生是为益友,在山大,王先生和童书业过往甚密,“童先生很喜欢吃蛋炒饭,仲荦先生就经常亲自做给童先生吃”。童书业也对王仲荦的学术成果提供过帮助,在撰著《魏晋南北朝史》时,童书业帮他调整了章节目录,使体系更为完善。王先生与陈同燮、华山也都是好友。曾经在王仲荦的主持之下,“并由他本人作序,童书业先生的《先秦七子思想研究》、陈同燮先生的《希腊罗马简史》、华山先生的《宋史论丛》等著作才获得顺利出版,告慰了亡友们的在天之灵。(黄朴民:《忆业师王仲荦先生》)
只是,历史的风雨有时来得措手不及。
“曾找到一本当年出版的大字报选编,从那无知又不讲理的语言中,领教了那场运动的严酷。一些积极投身运动的学生给王先生贴大字报,辱骂先生是‘抄书教授’。甚至有一份大字报恶意中伤,说先生写的《曹操》这本人物传记是抄袭某个学生的作品云云。这是对先生人格和学术的莫大侮辱,先生气得大病一场,很长一段时间不进历史系的大门,表示无声的抗议。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消沉,用他自己的话说:‘每每遇到不如意的时候,我总想沉下心来,整理旧著。’”(刘统:《怀念先师王仲荦教授》)
有时候,命运就是会与人开玩笑,正如王仲荦先生的助手刘统所说,王仲荦先生在上世纪60年代初,被调到北京参加二十四史的点校,便有“塞翁失马”的意味。因为不在学校任职的王仲荦先生似乎被人遗忘,当“文革”风暴席卷校园之时,王先生正在寂静的书斋里整理文稿。“然而学生中大多数不认识王先生,出于好奇一伙人去抄家,只抄走了他们感兴趣的《金瓶梅词话》等小说,便呼啸而去。先生的古籍和专业书均保留完好。后来先生跟我谈起这段往事,还是感觉很庆幸的。如若将书籍扫荡一尽,学问就作不成了”。
进入北京点校二十四史实为借调,“十三年的时间里他独自生活在北京,对这段生活我也无从了解,而只有它自己的诗句‘十年踏破万街尘,老至愁经客子春。史局汗青欣有日,字编属稿愧无津。遥山红叶休焚翠,近郭黄流漫卷银。一夜西风寒透骨,不知原是病中身’(这是王仲荦先生题为《十年》的一首七律,作于1976年),能够说明他的情况,而这的确意味着他能避开冲击的喧嚣,让他在工作之余,在这份难得的平静里得以整理自己的旧著。作为近代的史学家,像王仲荦先生著作之丰硕是不多见的,这要得益于这段平静的生活”,郑宜秀女士的言语中满是庆幸之情,以及对夫君的赞叹。
王仲荦全家福。
1984年6月,王仲荦(后排左三)、吴泽(后排左一)、胡守为(后排右二)等名家在青岛讨论《中国历史大辞典》编写工作。(王大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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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闻强记 读书读到“无书可读”
1985年夏,王仲荦先生(前排右二)与山大历史系师生会见日本学者金子修一。(王大建提供)
生活中的王仲荦异常简朴,家里一对旧沙发,在青岛解放初期,花二十块钱买的,用了多年,塌陷下去也不换。在采访中,凡见过他的人都表示他穿着简单,用青岛文史专家鲁海先生的话说,是典型的老式学者风范。“当年与郑宜秀老师结婚时,其家当只有一件替换的破夹袄,家里的水泥地板坏了,自己找来工具,亲自修好”。出门开会,临时找不到像样的衬衫来穿,“找个裁缝把旧衬衫领子翻新一下,拿回来穿。济南的盛夏,闷热无风,先生伏案写作,挥汗如雨。桌上摆个嗡嗡作响的小电扇,身边放着一盆凉水,直到去世前两年,才‘奢侈’地买了个空调”。
考古学家王献唐的曾孙王书林先生曾跟着祖父母去济南拜访过王仲荦先生。“曾祖父王献唐在上世纪50年代担任山东省文管会副主任期间,曾与在山大任教的老师们多有交往,包括赵俪生、童书业、王仲荦等。曾祖父去世后,在上世纪70年代末,祖父承担起整理曾祖父遗嘱和手稿的责任”,就是这样的机缘,时年八九岁的王书林曾几次前往王仲荦先生的家里,“印象中郑宜秀非常和蔼可亲,每次去了都很热情,王仲荦先生说话带点儿南方口音,但感觉精神矍铄,说话底气很足”。几次谋面后,王书林非常惊讶于王仲荦在1986年就去世了,总觉得他很硬朗。
客套之后,他们讨论的是关于王献唐先生的遗著问题,王书林听不懂,就打量房间里的摆设,“他们的住宿条件和现在的学者们没法比,不过满屋子都是书”。
王仲荦先生一生离不开书,读的书更是不计其数,“二十四史整理后期,较为空闲,他常开书单叫我上图书馆借书,读书速度极快,记忆力也惊人,一百卷的《说郛》,没有多久便看完了,又催我借别的书,我起初怀疑先生仅仅是查点资料。但他说看完了,讲起其中内容情节,简直背述如流,使我不得不骇服。借了一阵子,他却不叫我借了,说:‘这里的书我全都看了,苦于无书可看。’中华书局图书馆藏书几十万册,远远抵得上一个大学图书馆,先生却感叹无书可读,其学问之渊博,可以想见。”(张忱石:《我所知道的王仲荦先生》)。王仲荦先生的助手刘统也记得,先生一生最大的乐趣是读书,“我给他作助手后,每个星期日的固定任务就是去城里书店买书,开始每次给我一些钱,后来索性每月给我一笔钱,花完了再‘报账’。跟他几年,经我手买的书总不下千余册吧。后来我到复旦大学读书,先生在去世前一个月给我写的最后一封信,还托我代购新出版的《艺苑掇英》,并瞩咐我‘勤学勿怠’。我还没来得及将书寄出,便传来先生去世的消息,真是令人痛心”。
王仲荦先生一生笔耕不辍,曾立下“生命不息,写作不止”的座右铭,在他停止吸呼的前一刻还在以每天3000字的进度,赶写《中国物价史》。当“西周封建论”和“春秋战国封建论”风靡国内史坛,被认为是权威观点,在古史分期上占统治地位的时候,王仲荦敢于大胆地把自己通过认真研究所得出的不同结论发表出来,终以魏晋封建论载入史册,为国内外学者承认和信服；他还研究出版了《曹操》一书,首次对曹操的历史功绩进行了公允的评价和充分的肯定,为后来史学界讨论曹操其人打下了基础；《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扭转人们对魏晋南北朝历史的看法,证明一时期南方经济大开发、北方民族大融合的有力观点；晚年致力于敦煌学和古代物价史的研究,写成《敦煌石室地志行记综录》、《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和《金泥玉屑丛考》(中华书局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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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力护才 “不准说是我的学生”
在史书世界中钻研,王仲荦先生严谨认真,生活中的他,对人对事与对待史学研究一样,一丝不苟,耿直不屈。“一次开会,领导处理一件事不公平,先生马上就站起来:‘给我找车子,我身体不好,要回家了。’先生并不怕因此而得罪领导。”(姬妍、周应奇:《一代史学宗师——王仲荦》)。在职称评定投票上,他常说的一句话是:“只要学术水平够,不求我我也赞成晋升。但若是不好好研究学问,专门走关系,我是不会投赞成票的。”也正因为如此,得罪了不少人。
而对待自己的爱徒,他继承了恩师章太炎的遗风,关爱有加。在山大任教期间,经常拿出自己的微薄工资接济学生。他的学生蒋福亚在《往事追忆》中提到,王先生培养他时,恰遇特殊时期,被贴“大字报”,王先生平静地告诉他,这是针对他的,与蒋福亚无关,“醉翁之意不在酒”。他还让蒋福亚也揭发他,说这样就可以脱去罪名。在蒋福亚毕业时,他提出要求:“不准说是我的学生。”直到风波过去之后,再次见面,“先生劈头第一句话是:你没有出什么事吧?!当得知一切都好时,哈哈大笑,并将我引见给在他房中聊天的其他老先生说,这是我的学生。我高兴极了,这无疑是先生自己解除了禁令。”王先生不仅教导学生知识,甚至在特殊时期处处保护他们,爱才之举可见一斑。在很多记忆中,可以看到这样一段经历:学生齐涛读完硕士后,学校安排他接替郑宜秀教授的工作,以便于郑教授能够好好照顾王先生,然而,王仲荦认为齐涛是个人才,不能耽误前程,没有接受学校安排,继续教导齐涛,直至1986年因病去世。
王仲荦先生是一位史学宗师,他站在学术顶端,离百姓很远,就连他的学生王大建女士都说,很想写写王先生,可是又不知如何下笔,因为他太忙了,很难和他过多接触；王仲荦先生又是一位普通的教授,他也会帮助妻子照料家务,对待子女非常民主,对待亲友和蔼可亲,他是良师,又是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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