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勤盖代 无愧宗师
——一代史学宗师是如何养成的
作者：张文艳
新闻 时间:2017年07月04日 来源:半岛都市报
半岛全媒体记者 张文艳
翻看所有关于王仲荦的记载和回忆,“博”和“勤”是绕不开的话题,一部《资治通鉴》能读不下20遍,教学六十年,孜孜不倦,立下“生命不息、写作不止”的座右铭,就在停止呼吸的前一刻还在以每天3000字的进度,赶写《中国物价史》。这就是国学大师启功先生眼里的“精勤盖代,无愧宗师”。本期,半岛记者跟随王仲荦先生家人和弟子的记忆,采访了几位亲眼见过王先生的晚辈,从他们的言语中寻找一代史学宗师养成的密码。
章太炎
西昆酬唱集注
山大王仲荦雕像
上世纪30年代初的王仲荦。
尊师重道 师从章太炎,一生不忘教诲
2
坚持不懈 《资治通鉴》读了20遍
王仲荦进入史学界,主要拜史学大师章太炎先生所赐,因而,也谱写了师生佳话。
是章太炎所说的“民族危亡关头,欲保种姓,必须热爱祖国历史”,让王仲荦意识到史学研究与祖国命运的密切关系,因此他从纯文学道路偏向史学研究。而师生二人感情也愈加深厚。
“我与牛兄(按指王仲荦先生)论交是在1932年,牛兄伴随太炎先生来苏州讲学,住在我家中。当时我二人都是不到二十岁的青年。牛兄对太炎先生起居照顾得细微体贴,周全备至,而且每天破晓都见牛兄在灯下读《昭明文选》”(李希泌:《深切缅怀王仲荦教授》)。1935年,王仲荦毕业后,参与创办了《制言》杂志的编辑工作,第二年,噩耗传来!章太炎先生在苏州病逝。在逝世之前,章先生立下遗嘱:“设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孙孙毋食其官司俸。”俗语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王仲荦将章先生留给子女的遗言作为自己的人生准则,捍卫民族尊严。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王仲荦先生和一批进步人士在上海租界创建了太炎文学院,王仲荦任院长秘书室主任兼中国通史教授,讲授中华三千年历史。课堂上,先生意气风发,慷慨陈词,激发学生爱国热情的同时,也吓坏了日伪当局。对方一方面给王先生加各种罪名,另一方面给先生寄了装有子弹的信函。但他不畏强权,毫不妥协。直到1940年,汪伪政权粉墨登场,太炎文学院为避免成为汪伪政府的文化工具,宣布解散,王仲荦先生只得离开上海。
虽然与恩师章太炎相伴的时间短暂,但王仲荦一生都仰慕和尊敬恩师,即使到了晚年,仍然对恩师有着深沉真挚的怀念之情。“他认为‘太炎先生是一个被台湾海峡两边政治家和历史家误会、冷淡了许久的历史人物’,‘现在对太炎先生的评价,有许多不实之处,不公之论,是应当矫枉的。’为了澄清事实,他不辞辛劳地撰写了《太炎先生二三事》,后又参与编辑《章太炎全集》,在去世前十余天,还在病榻上与华中师范大学校长章开沅教授谈《章太炎全集》出版和章太炎先生的家事(姬妍、周应奇:《一代史学宗师——王仲荦》)。
为了恩师的全集,王仲荦心力交瘁,事事亲力亲为,他笃于师门,对太炎先生的片言只字,无不珍惜,这是后话。
书接前言,1940年年底,王仲荦南下昆明,担任云贵监察使李印泉(章太炎的盟兄弟)的秘书。1942年,怒江前线告急,适逢先生身染虐疾,十分虚弱,但仍然坚持和李印泉赴保山龙城等地参与指挥抗击日军。1942年年底,他执起教鞭,赴重庆中央大学任教,先后在中央大学师范学院任讲师、副教授,从此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教书生涯。
翻看关于王仲荦先生的回忆录,他的挚友和学生们统一回忆的是这段期间王先生与《资治通鉴》的缘分。“据我所知,牛兄生前用功最深的是一部《资治通鉴》。当时他用的本子是世界书局出版的精装本两册。他在昆明时,规定每天阅读《资治通鉴》三卷,他在每一条记事上都做了不同形式的符号,这对我们使用《资治通鉴》史源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李希泌:《深切缅怀王仲荦教授)；“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流落云南,因手头无书,只有一部《资治通鉴》,就反复读了多遍,觉得大有收获。以后常对人说,他的治学得益于《通鉴》匪浅。他经常教导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在有一定基础之后,要熟读几部书,这是推动在治学上‘更上一层楼’的重要手段”(郑佩欣:《王仲荦传》)。这部书他读了不下十几遍,他也不止一次说过:“在某种意义上将,我是靠一部通鉴起家的”。这部书,他读了不下20遍。
由此可见,在奔波中,王仲荦一直坚持的,是他的史学研究。
1946年,中央大学回到南京。至于后来王仲荦离开中央大学的原因,据姬妍、周应奇在《一代史学宗师——王仲荦》中称:“南京当时处于内战前线,学生运动此起彼伏,先生支持学生民主运动,中央大学当局对此甚为不满,于1947年解聘六大教授,先生当然不能幸免。”而王仲荦的夫人郑宜秀女士,则在《仲荦灵魂的恒基,那些非常美丽的痕迹》中提到:“(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由于人事倾轧,离开中大赴青岛任山东大学教授。说起由于人事原因而离开中大似乎与他的为人颇不相符,他在生活中属于那种为人笑容可掬而不失头脑的读书人,读书人微笑里含着的睿智与超脱往往是很动人的,尤其是当时这种微笑面对着人事的磨难与困苦的时候。”
当年的中央大学曾是一个风波不断的学校,早在1930年到1932年就发生过易长风波,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先后轮换了六任校长,直至1932年8月26日罗家伦被任命为校长,易长风波才告平息。王仲荦在校期间,学生运动频繁,必然也会给教师队伍带来压力,一如当年的山东大学,就连闻一多和陈梦家也都因学生运动,最终辞职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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