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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时间:2018年04月17日 来源:半岛都市报
百部书换一本书
是实业家、政治家,更是藏书家
1914年,周叔弢离开青岛,移居天津。一次偶然的机会,以廉价买到了清代皇家书库“天禄琳琅”旧藏的宋刻本《寒山子诗》,时年23岁的周叔弢算是正式开始了古籍善本的藏书生涯。他还将书斋命名为“拾寒堂”(后改为“寒在堂”)纪念。
“周叔弢在父亲去世后,把分到的部分家产投资给了四叔周学熙,挣了不少钱”,孟繁之教授说,后来又建华新纱厂,一年分的红利比较高,他有了钱之后,就大量买古籍善本。
华新纱厂,是周叔弢与青岛的另一段缘分。
周馥四子周学熙,清末任津海关道、长芦盐运使等职,民国初年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等,1915年3月再任财政总长时,创办华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拟在天津、郑州、青岛、通州、石家庄设立五个厂。1919年,周叔弢奉四叔之命来到青岛,出任华新纺织公司青岛纱厂常务董事,参与建厂及管理工作。此时,周叔弢的身份已经变成了实业家。他没有学过纺织工业,但办事认真,“国外买的机器到货后,他不顾体弱,亲自参加验收、组装,直到运行生产”(《周叔弢传》周慰曾著)。
“当年启新内部的股东,即安徽系和河南系斗得非常厉害,都想让自己的子嗣当负责人,派周叔弢管理纱厂,最主要是因为他是各方面都可以接受的人”,孟繁之教授告诉记者,有一个场景让他印象深刻,当周学熙的儿子周志俊代替周叔弢担任总经理后,很多工人都舍不得周叔弢离开,可见他深得民心。
此时,周叔弢还有一位知心好友,那就是劳乃宣的次子劳笃文(1894年～1951年,主要经营实业,一生研习书法)。
“叔弢喜称余小楷书,兹作数百字聊为悦己者容。然不得辄引为岁例。来年仍当大字骑行耳。时余客于青岛礼贤书院,叔弢经营纱厂来往于沧口青岛间,得常过从。是年叔弢三十岁,余二十七岁,吾二人相识之第十六年也”,这是劳笃文送给周叔弢的一篇楷书。可见两人感情之深厚。周、劳两家渊源颇深。早在南京时,周馥和学问家劳乃宣便已互相欣赏。后来是周馥推荐劳乃宣来到青岛,到卫礼贤的尊孔文社主持工作。劳笃文是劳乃宣的次子,根据16年的相识推断,他们早在1905年便已经是少年好友。在周景良先生的记忆里,劳笃文先生经常到他家做客,两家的子女更是非常熟悉、来往亲密。劳笃文次子劳元干的三子劳志彬先生帮半岛记者联系上了周景良先生,并说:“周叔弢先生与我祖父私交甚好,一来因为三代世交情感莫逆,已然超出了旧官场裙带之间的联系,成为通家之好,另外也有相互敬慕、惺惺相惜的缘故”。
1921年,周叔弢再次离开青岛。
而即便是再忙碌,他一直未曾离开过藏书。做实业,挣了钱,几乎全部投入到古籍善本的购买当中。从1921年到1937年,他一直在厂房和书房中切换频道,辛苦并充实着。“那时我见到的,是他从早晨即出门上班,直至晚饭前才回家,规划主持企业”,周景良先生说。
抗战爆发后,周家人全部回到天津,等待时局稳定。此时周叔弢仍然没有忘记藏书事业,虽然担任启新洋灰等公司的董监事职务,但毕竟政局动荡,物价飞涨,面对一家老小,他不得依靠变卖股票和心爱的藏书度日。一直到1949年之前,他仍然以一个实业家的身份,间或在书海中徜徉。或者,正因为如此,“这样几十年下来,他却仍保持着一个读书人的心态,没有沾染任何资本主义经营者的习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叔弢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天津市副市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从政30年左右,永葆一个读书人的本色。
周叔弢的藏书斋名为“自庄严堪”,取自佛经中“佛庄严,我自庄严”之语。书香,人淡,自庄严。
从年少时代嗜书如命,到后来成为著名的藏书家,在实业家、政治家的身份之后,周叔弢还是回归了爱书的本性。他的自庄严堪,“积数十年的精力成为近代我国藏书的一大家,在北方和李盛铎(木斋)、傅增湘(沅叔)齐名”(傅氏“自庄严堪勘书图序”中语)。
1917年,周叔弢得到上海郁松年宜稼堂部分藏书,如明嘉靖孙沐万玉堂刻《太玄经解赞》、《说苑》、《释文》。更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20年代,清末四大藏书家之一的山东杨氏海源阁藏书散于天津,周叔弢与杨氏后人相识后,“因为周叔弢为人宅厚,深得杨家人的信任”,孟繁之教授说,买不起的都让周叔弢看,周叔弢先生则是能买则买。“所得最多,也最精,总计达五十五种,如宋婺州市门巷唐宅刻《周礼注》,乃杨氏四经四史斋的宋本四经之一,为海源阁镇库之宝”(《周叔弢传略》)。
“我父亲对刻本书善本有个‘五好’的标准:一、板刻字体好。等于一个人先天体格强健；二、纸墨印刷好。等于一个人后大营养得宜；三、题识好。如同一个人富有才华；四、收藏图记好。宛如美人薄施脂粉；五、装潢好。像一个人衣冠整齐。他的藏书中够五好标准的很多”(《我父亲和书》周珏良)。所以,当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周叔弢以高价购得十来种所谓敦煌经卷,而经鉴别为赝品之后,随即一火焚之,不贻误后人。
周叔弢在收集古籍善本的几十年中,所付出的心血要比付出的金钱多得多。他曾说“孔子曰‘君子好德如好色’,我是好书如好色”。为了一本书,朝思暮想,废寝忘食,从不恤金钱。每看见一部书分散在不同的地方,就不舒服,必须要千方百计,或重价收买,或把自己所藏的捐出去,以准成全书,就好像使一家人团圆了,他才感到舒服。为使黄丕烈陶陶室命名之一的《陶靖节先生诗注》璧合,不惜花费四千元代价(折合时价白面四千袋,可谓天价)。1947年以一两黄金购得元岳氏荆溪家塾刻《春秋经传集解》卷一、一册。1949年7月以二两黄金购得宋刻《经典释文》卷七、一册。
为了购书,周叔弢除节衣缩食之外,常以书易书,甚至借贷。
他还曾百部书换一本书。
1942年,北京书贾王富晋从上海来青阁旧书店拿出一部宋版《礼记注》给周叔弢看。这部书是宋余仁仲万卷堂家塾刻本,实属罕见,纸墨精良,是宋版书中的上品,这样的好书当然价格不菲。周叔弢一时拿不出太多钱,一狠心卖掉了旧藏中的明版书一百多部,换来了《礼记注》。在书后,弢翁写了一篇长跋表达激动之情,但“去书之日,心中依依,不胜挥泪宫娥之感”。
除了收藏古籍善本,周叔弢还印书、校书。甚至还收藏古玺印,即古玺、官印(官职的印信)、私印(个人的印章)。自1940年到1948年底时为止,不到10年间,他的古玺印收藏居然可观。
从清末民初起,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前后六十年间,周叔弢共收集宋、元、明精刻本、精抄本、名家校本跋、历代活字本及其他中外图书共计四万多册,这是他一生的心血,其保护民族文化的功绩,彪炳史籍!
周先生一生节衣缩食搜集古籍善本书,然而,他从未想过传至子孙,世守私囊。早在1942年,他在自订的书目中写道:“生计日艰,书价益贵,著录善本或止于斯矣。此编固不足与海内藏家相抗衡,然数十年精力所聚,实天下公物,不欲吾子孙世守之。四海澄清,宇内无事,应举赠国立图书馆,公之世人,是为善继吾志。倘困于衣食,不得不用以易米,则取平值也可。勿售之私家,致作云烟散,庶不负此书耳”。
终于,“四海澄清,宇内无事”的时代来了,周叔弢将平生所珍爱的图书,陆续举赠国家。上世纪50年代初,他把最主要的收藏、宋、元刻本、抄本、校勘本捐出,如今收藏在北京图书馆(即今国家图书馆)。同时他把所收集的大量线装书、活字本书和其他中西文书籍分别捐赠给天津图书馆和南开大学。而他的古玺印、敦煌经卷、字画则捐给了天津艺术博物馆。
和周家接触紧密的孟繁之教授正在整理周叔弢信札、周叔弢日记,他认为,周叔弢的贡献就是使这个家族由官僚资本家,变成了文化世家。“周家的书香世家至少传承了六代,至今还在新一代身上传承”。
周叔弢一生娶过三任妻子,发妻去世后留下周一良,1915年他又续娶许和之,育有五子三女:珏良、艮良、杲良、以良、治良、珣良、与良、耦良。1926年,夫人去世,他又于次年娶左道腴,生子周景良。1984年,周叔弢以93岁高龄离世。
在教育后代读书上,周叔弢是不遗余力的,周景良先生说,“他教育子女的方式,最主要的,就是鼓励我们读书。其具体的方法就是买书给我们,这是父子思想情感交流很重要的一条渠道”。虽然家庭富庶,但周叔弢的子女生活中并不讲究吃穿,唯独书是从不考虑贵贱的,“整个氛围就是要培养子女成为敦厚、朴实的读书人。我父亲曾在给大哥的信中写:‘人能笃实,自有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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