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叔弢青岛留影是实业家也是藏书家
周叔弢和他的“自庄严堪”藏书斋
作者：张文艳
新闻 时间:2018年04月17日 来源:半岛都市报
半岛全媒体记者 张文艳
藏书楼的故事继续。
本期的主角是周叔弢和他的自庄严堪。周叔弢是清朝两江总督周馥的孙子,在青岛前后生活了6年左右的时间。在逐渐深入了解周叔弢的过程中,先是发现他是位实业家,因为在青岛他为华新纱厂的创办立下汗马功劳,而后又发现他是位政治家,因为他的职位包括天津副市长等,在政坛展露头角,然而,纵观他的一生,赫然发现,原来他骨子里是个文人,毕生围着书籍转,是位不折不扣的藏书家。
爱看闲书的 翩翩少年
1891年7月18日,青岛正式建置一个月零四天后,周叔弢在扬州出生。20年后,他与青岛的缘分才算真正开启。
周家在安徽东至是大家族,本世代耕读,与仕途无缘,因为周叔弢的祖父周馥的崛起,使得周氏至今仍是显赫世家。
周馥字玉山,早年勤奋读书,也曾在本乡设馆教学,后成为李鸿章的幕僚长达三十余年,先是在直隶、四川、山东做官,后任两江、两广等地总督,为晚清重要洋务派人物。长期混迹于官场,周馥始终对自己不是科举出身有些遗憾,所以,他将希望寄托在了儿孙的身上。周馥有六子三女,六子分别为周学海、周学铭、周学涵、周学熙、周学渊和周学煇。长子周学海进士出身,以内阁中书用,后署靖江。周学海潜心医学,编撰有《周氏医学丛书》。
周叔弢在周学海的五子(七女)中,排行第三,名暹,字叔弢。虽然父亲精通医术,然而,周叔弢天生体弱多病,或许正是因为如此,他的一生都愿意居于安静之地,与书为伴。
五岁入家塾,每天跟着先生摇头晃脑地背四书五经,日积月累,周叔弢不再满足。少年的求知欲促使他走出家门,每月初一、十五到离家不远的辕门桥书肆去购买自己喜欢的书,无论古文、杂文还是翻译作品,只要便宜,在零花钱支付范围内,他都会买回家仔细品读；另外,父亲在任南京候补道时,每月从南京回扬州,都会带来一大批书籍,这些书都是他的养料,正如他自己所说,“胡乱读书”。
岁月的积淀,让周叔弢读书的品位越来越高。诗词古文功底精进,他便喜欢上了文字训诂学,家里又给他聘请了教师教授英文,让他觉得新奇,天资聪慧的周叔弢很快就能够笔译英文,看英文小说。
从16岁之后,周叔弢买书不再盲目,“他以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为指导,买一些研究旧学的书籍”,周叔弢的次子周珏良在《自庄严堪藏书综述》一文中称,“后来他无意中得到一部日本田中庆太郎印行的莫友芝著《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引起了他对善本书的兴趣,逐渐收集起来”。
只是,他的求学之路,因为身体的原因不得不戛然而止。父亲在南京做候补道,他曾跟随,短时间进过当时的新式学堂,也考上了上海圣约翰大学。不过,饱受肺病折磨,只能放弃学业。
生于簪缨世家,周叔弢并没有纨绔子弟的浮躁,他的沉静让他爱书如命,“我父亲和书的关系我想可以归为三句话:苦心收书,一心爱书,热心献书”,周珏良生前曾回忆说。
在青岛时的喜怒哀乐
周叔弢来青岛的时间按照记录应该是辛亥革命后,不过,他与青岛“接触”得还要早。
半岛记者与周景良先生取得联系,由于周老已90岁高龄,尚在静养,关于父亲的点滴,他都写在了《丁亥观书杂记——回忆我的父亲周叔弢》里,据周老称,“清朝末年,济南陈屺庐在山东官报馆工作,他曾收集各处诗词创作,刊为《明湖载酒集》《明湖载酒二集》,在二集中,选有我父亲做的诗十一首、词一阙。我七叔父周学渊写的序文,落款时间为‘宣统乙酉嘉平月’,即1909年。嘉平月是腊月,是1910年年初”。令人惊异的是,周叔弢先生写有《劳山山居杂诗十首(七绝)》,第一首便是:高矗劳山东海东,我来棲息太清宫。身闲心逸缘多病,晨夕餐露并饮风。
这首诗似乎可以证明周叔弢至少1909年来过青岛。1906年时,父亲周学海去世,周叔弢本来身体不好,这下更是雪上加霜,因患肺病经常吐血,病了三年,直到1909年母亲去世后一段时间,肺病才得以缓解。这期间,他曾随祖父去庐山养病,也有可能到崂山太清宫静养。
剩下的九首,皆是在描述山上的美景和他的心境。其中第二首诗写道:“绿窗红日独幽居,怡我心情一卷书。不捲珠帘贪午睡,紫薇花发满庭除。”在美景中,手握一卷书是周叔弢此刻的写照,也是他一直以来向往的生活。
然而,现实并非处处如意。
当然,周叔弢经济上并不困苦,因为父母去世后,家里家产颇丰,周叔弢分到不少的钱。所以,辛亥革命后,周叔弢跟随祖父周馥来到青岛,定居在蒙阴路与湖南路路口的周宅时,他的经济生活还是无忧无虑的。但在精神上,失去了父母的依靠,他必须成长起来。在青岛,他结婚生子,开始了全新的生活。由于没了父母,周叔弢的婚姻是以入赘开始的。“在青岛,周叔弢入赘周一良的生母(萧琬,1913年1月20日去世),1913年1月19日,长子周一良出生,不久,夫人便去世了,他一个人带着孩子,是当时在尊孔文社藏书楼的劳乃宣和礼贤中学创办者卫礼贤帮助他。所以,后来还有卫礼贤的夫人卫美懿帮着他照顾周一良,用家养的奶牛挤奶给周一良喝”,北京大学孟繁之教授告诉半岛记者。
周叔弢与卫礼贤相识,相信是因为祖父周馥的缘故,不过,两人的惺惺相惜则是因为共同的爱好。周叔弢喜欢接受新事物,也正在学习德语,便在卫礼贤的指导下接触到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的著作。他和卫礼贤决定将康德介绍给中国人,两人精诚合作,周叔弢的德文不如中文功底好,卫礼贤的中文不如德文根底深,各取所长,合作翻译了康德的一封信,定名为《康德人心能力论》。本计划再翻译《康德传》和《纯粹理性批判》两书,因为一战爆发,周叔弢离开青岛而作罢。
因此,周叔弢这一时期的青岛生活可谓五味杂陈,带着痛苦而来,携着悲伤而去。“父亲其实是信佛的,至少他还在青岛时期就信佛了。连连遭遇种种不幸,或许在他心灵中留下了伤痕,想从佛理中寻求解脱。父亲在青岛有一时期完全不想吃荤,即使素菜也好像吃不多。据父亲在我十二三岁时对我谈起此事时说,自己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是不想吃,往往几十粒花生米就下了饭,当时曾祖父周馥怎样批评我父亲也不行”,周景良回忆。通过这一细节,也能看出周叔弢内心的苦闷。
曾经试图猜测,在逊清遗老涌入青岛的3年(1911年～1914年)时间里,博学大儒们是否对周叔弢藏书有过影响,结果没有得到确切的答案。“在我十多岁时,有一次父亲和我聊起他过去买书的经过。他说他在扬州时买了许多书,一直留在扬州没有带出来；他到了青岛,又买了许多书,又没有带到天津来；他到天津以后,又买了这许多书。这番话给我的印象是父亲在扬州、在青岛还有许多书没有运出来,而且数量不算少。如果只是很少,他也不会作为一批书回忆了”,周景良先生的回忆,足以说明,周叔弢在青岛时仍然购买了大量书籍,只是可能仍是处于读、写的需要,尚谈不上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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