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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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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功颂德筑刻石踏遍山野寻秦碑

秦始皇父子琅琊刻石历经沧桑,藏书家孟昭鸿等人找回瑰宝

新闻    时间:2017年05月16日    来源:半岛都市报


一位大儒
院墙上,猪圈里,寻回秦碑
1921年,当山东省政府下令各地勘验保护各地文物之时,时任诸城教育局长王景祥,请来了一位当地大儒,寻找秦碑琅琊刻石的踪迹,此人名叫孟昭鸿。于是,一段关于孟氏与琅琊刻石的曲折故事正式上演。
在开始了解事情的经过之前,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孟昭鸿是何许人也?
孟昭鸿1883年出生于诸城孟氏家族。孟氏是书香门第,孟继垚是道光年间的举人,曾任江苏吴江震泽知县。“那时江浙一带盛行私家藏书,诸如昆山徐氏之传是楼,常熟钱氏之述古堂,嘉兴项氏之天籁阁,朱氏之曝书亭,杭州赵氏之小山堂,宁波范氏之天一阁等皆其著名者。说不清是哪个藏书家败落了,要出售所藏,我的高祖与其同僚便买了下来。据说他解组归家带回的全是书籍。那时代的藏书绝非今天的洋装书,最低也应是明版吧!”孟昭鸿的孙子、著名书法家孟庆泰先生告诉半岛记者。这些书让孟昭鸿的父亲孟广琛如鱼得水,他也曾当官,任户部行走、主事等。后来家人去世,他干脆归隐乡里,与书为伴。
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孟昭鸿自幼聪明好学,“他毕生致力文史考古研究和书法篆刻”,“他的书法耽乐汉隶,藏拓甚富,曾自治长印曰‘诸城孟氏宁远堂所藏汉碑百种之一’以钤所藏”。孟昭鸿在业内名气很大,考古学家王献唐和孟昭鸿时常书信往还。
“上世纪60年代,我去王献唐的儿子王国华家做客,王国华给我看了一个汉代藏品,是我祖父送给王献唐的。王国华先生告诉过我,上世纪20年代初,王献唐在青岛工作,1922年左右,我祖父住在青岛,在一个文人雅集的场合,两人曾经照面,王献唐比我祖父小13岁,两人多次通信,王献唐有问题也会请教他”,孟庆泰先生所言,足以说明孟昭鸿在当时的地位,赵俪生在青岛读中学时曾从孟昭鸿学刻印。
孟昭鸿接受了王景祥的邀请,凭借他对金石的研究和热情,准备一举寻回刻石,只是,他没想到,任务会如此艰巨。
“吾邑琅琊台秦刻石残烛破碎,或传倾落海中”,“遂属县视学王君培祜亲往琅琊台从事搜寻,见零星断石弃置荆棘中”,“详译其文,尚多残缺。翌年春,王君复往访诸道院及台下居人,又得数石”……孟昭鸿将寻找刻石的经过用隶书书写,命工匠另刻一石黏于原石之旁。文字不多,却包含着他们辛勤的汗水。
要知道,琅琊台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又遭遇特大雷雨,石碑被雷击碎,成为一片石砾,有着两千年历史的琅琊刻石仅仅留下拓片,几乎没有实物留存。孟昭鸿与视学王培祜以及王秀南前往琅琊,去完成不可能的任务。到达现场,他们面对的是空空如也。三人在周边仔细搜寻,“逐石查检,终于在海滩上发现秦琅琊刻石的零星碎石”(《孟昭鸿与琅琊刻石重现》赵夫青作),然而,还不能拼出完整的刻石,他们便四处打听,“乃知碑石有的被当地百姓搬回家,或垒猪圈,或砌院墙。他们便逐户登门搜寻,然后一点点仔细拼合,仍有缺失”,过了一年,他们再去琅琊台,加大了搜寻范围,遍寻庙宇村庄,才将碎石找齐,命工匠黏合,竟然成为完壁。
1922年,修复好的刻石运到诸城,“在超然台东南30余米处的教育局办公室东壁闲屋内保存,一直到1937年底”,赵夫青说。幸亏,此前,琅琊刻石的拓本已不少,为他们找寻拼合碎石提供了帮助。刻石最早的拓本“是明末清初所拓,尚有清顺治四年丁野鹤题跋,存十三行八十六字”,赵夫青先生称,此后又有不少拓本。
精通金石的孟昭鸿自然也对刻石进行拓印,“碑中‘成功盛德’之‘德’字,拓本久已漫漶,余细审之,乃为苔花侵蚀,以指剔之,字画显然,曷胜愉快。”在《放庐笔记》中,孟昭鸿满是欣喜,他用双手完成了一次与秦始皇的对话,然而,他又有众多担忧,“呜呼,先秦碑碣仅此片石,世变沧桑,保存匪易,为之三叹!”
孟昭鸿的担忧似乎是一种预言,印证了两种命运:孟家的藏书,琅琊刻石的遭际。
两种命运 石与人,俱飘零,流落两地
“牙签十万富收藏,一邑人推静远堂。三世校雠多善本,只今零落旧缥缃。”“萧条认敝庐,四壁已空虚。老仆泣相告,大军曾卜居,土高掘后地,庭乱烬馀书。”
1916年所做的这两段诗中掺杂着孟老先生的泪水。
孟家的静远堂在当地负有盛名,“辛亥革命前家中藏书为一邑之冠,从我高祖到我祖父三代进行过书籍的校雠”,孟庆泰先生说,“但是他生不逢时,遭遇的第一次兵燹就是辛亥革命,因他参加了县里的革命独立,并被选举为议员,清兵破城后他出逃避难。再后来家中驻了兵,所藏书籍被焚烧用以熏蚊。乱定收拾,损失大半”。据青岛文史专家鲁海先生称,这期间孟昭鸿曾返回故里,创办敬业学校,主持校务,业余搜求金石、典籍。就是在故乡期间,他完成了搜寻刻石的重任。
只是,打击仍在继续,1937年日军侵华,孟昭鸿弃家避难青岛,“所藏残余亦‘倾其所有于飞烟荡尽之中’了”。
孟昭鸿与青岛的缘分早在1910年即已开启,当时他到北京游历,从天津乘船经过青岛,对这座城市印象不错,于是以后多次来到青岛。“1922年所作的《登观海台感赋》长诗,就详尽地描述了殖民统治下的青岛,1930年,祖父住在苏州路,作家孟超是我的伯父,和我父亲是一个爷爷,当年就住在我家”,孟庆泰先生说,这一年,祖父过春节所作的《除夕感赋》五律,就表达了他对青岛的热爱、对战乱的痛恨和对安定生活的向往。1937年,在颠沛流离一年多后,孟昭鸿带着全家20多口人,避居在青岛伏龙路40号。
日军入侵,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也险些让琅琊刻石遭到不测,幸好有一群人一直在保护。“据现存诸城史料记载,为防日本人觊觎,1938年,琅琊刻石从县府教育局迁至文庙大成殿,后来日本人将大成殿充作军火库,刻石又迁置天齐庙。1940年又迁移到刘猛将军庙”,赵夫青先生称,1945年,又将刻石迁到科内(臧氏班荆堂)放置,“随后被日军发现,如获至宝,强令送往日本驻地,科员崔子山将刻石转移到后营街小学保藏,不久日本投降,刻石逃过厄运”。
随后,刻石被孟昭鸿的学生王子光和徐天石藏匿起来,为防止刻石再遇不测,他们将碑文用泥巴糊上,并贴上标语和报纸掩盖。青岛解放后,刻石运送到胶东文管会。
1950年春,琅琊刻石陈列于山东省博物馆,1959年被调往北京,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孟昭鸿,在青岛结束了漂泊的一生,琅琊刻石,在北京,找到了安身之所。他和它,命运似乎再无交集,然而,机缘再次出现。
机缘延续 跨时空, 祖孙留印记
孟庆泰没能见到祖父,1948年,他出生时,祖父已经过世一年。
“郑爰居先生在我祖父去世后写的《孟君方陆传》,说他‘家世丰厚,骤贫困,菽米不继,郁郁致疾’”,孟庆泰所言在孟昭鸿的日记中也能窥见一斑,1945年,孟昭鸿的日记中记录了生活的困窘,1947年3月31日,他没能再回到故乡,也没能再看到琅琊刻石。这一天,孟庆泰的父亲孟宪集写道:“父亲体格素极健康……缘自母亲去世,家庭多故,故乡经济断绝,吾兄弟各自为生,而父亲及三妹用度及房电诸费皆自行筹措。呜呼!父亲生于饱暖之家庭,家事素所不悉,不期垂暮之年而琐琐于米盐之事,人子事亲之道未尽反足以累之。不然以强健之体格、旷达之性情,绝不能以小疾突弃人世也。终天抱恨尚复何言哉!”
孟庆泰记得,幼时,家里挂着一个黑拓片,“我以前小,不知道那是什么,总觉得黑漆漆的”,父亲告诉他祖父孟昭鸿与琅琊刻石的经历。随着年龄的增长,孟庆泰慢慢知道祖父是位藏书家,享有名望。逐渐的,他对收藏、字画兴趣浓厚,并最终继承了祖父的衣钵。
1994年,琅琊台重新修复,考证了琅琊台《史记》中的全文,请来北京著名篆书家熊伯齐,用小篆体书写立于台上,又请书法家孟庆泰用隶书写了《秦琅琊刻石释文》和《重刻琅琊刻石记》。这是孟家人与琅琊刻石缘分的延续。
另外,还有一个小插曲。一年,孟昭鸿的长孙孟庆颐去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参观,看到刻石后,“闯进博物馆办公室发问:‘展厅里的那块琅琊刻石是复制的吧?’工作人员问他怎么知道的,孟庆颐笑道:‘我从小看着那块石头长大的。我当然一眼就能看出来!’”赵夫青先生如此还原当时的场景。
如今,琅琊刻石已经被中国国家博物馆封存,在山东省博物馆、青岛市博物馆等地的刻石都是复制品。不过,但关于刻石的沧桑经历不能复制,也不会被遗忘。